小狐狸精之绿宝石盒子

如今，百度和Google已经成为网民难以离开的发问对象和自学老师。年末将至，有心人利用百度与Google，分别整理出中文和英文世界被搜索和提问最多的年度十大“什么是”以及十大“如何”这样的问题。

　　用中文发问的十大“什么是”依次为：什么是基金、权证、股指期货、股票、电子商务、爱、3G（第三代数字通信技术）、企业文化、科学发展观以及OEM（代工生产）；而以英文发问的十大“什么是”，依次为：什么是爱、孤独症、RSS（信息内容聚合共享）、红斑狼疮、SAP（数据处理的系统、应用与产品）、蓝牙技术、Emo族、Java语言、HPV（人乳头状瘤病毒）与痛风。

　　至于“如何”，在中文搜索引擎里，人们最关注的十大问题依次是：如何减肥、炒股、打开注册表、美白、化妆、购买基金、赚钱、创业、接吻以及理财；在英文搜索引擎里，结果依次为：如何接吻、画画、手工编织（第六位与此大体相仿）、成为电脑黑客、跳舞、冥思、调情、飘浮以及玩滑板。

　　最早列出如上对比结果的网民认为，这基本上是说时下里中国人更关心赚钱，而讲英语的人则更关心浪漫与技术，“这不完全是文化的差异，而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

　　对个人而言，先哲早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把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这是对一个以温饱为首要目标的人来说最为贴近实际的生存法则。但上述结果反映的仅仅是那些有条件享受到网络这一现代社会便利的人关注的问题；在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可能只盼望着能遇到一个好一点的老板和包工头，能吃饱饭、不挨打、在春运到来的时刻发一沓钞票，而不是去在意减肥、美白、创业、理财之类问题，更不是权利、尊重、信任这些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太远的东西。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欧洲的奶牛每天可以得到2美元的补贴。2美元也正是世界对于贫困的一个标准，在穷国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这就是说，在很多穷国做一个人还不如在欧洲做一头牛。”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度里，有一些人可以像发达国家国民一样有能力有闲情去追求浪漫，有一些人则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有更多的人迷醉于声色犬马，努力想成为另一些人的同时却忘了自己是谁。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原来也可以是国民间心态的差异。

　　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毫无疑问，年终盘点将淹没在一系列膨胀起来的语词中：宏观调控、股市起伏、楼价跌宕、央企暴利、虎照疑云……却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沉默而令人心惊的数字，那些年复一年似曾相识的悲剧，那些被噩梦般的苦难摧毁了的健全人格与幸福人生。

　　我们正在走的路，前人早已走过。十九世纪末，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即使是在美国，在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经济成就也尚未惠及最底层的民众，直到数十年后，全国范围内、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才得以建立；又过了数十年，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才得以形成。

　　浪漫与休闲的意义并非像某些先行一步的财富宠儿们按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那样，在于寻找短暂的感官快乐，而理应为一个人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过程。对任何一个成长方向的偏废、对任何一名同类的歧视、对自我境况与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漠不关心，都不能说明自己的先进与高贵，而只能是对愚昧与短视的注解。

　　飞逝的时间像越削越短的铅笔，总有一天会难以稳稳当当地握在手中。人天性的恐惧使我们习惯于在每一年结束时作回首状，无论是为了消费过多的怀旧还是为自己的前行增添力量。钟声敲响，新年来临。有人沮丧，有人举杯；有人呼喊，有人沉默；有人立志，有人放弃；“有人以他们的痛苦为哲学，有人以他们的财富为哲学”；最后，必然地，有人生，亦有人死。

　　但一个受尊敬的民族，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意味着的绝不应是命中注定的运气,冷酷无情的自私，你死我活的厮杀，更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的断裂，而是千百万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财富的肌肉，更重要的是坚强的脊梁、宽容的血脉与理性的头脑。没有平和、友爱、骨气和理想主义光芒，所追求的喧嚣与骚动，所成就的经济“奇迹”与“神话”，只能是物欲下精神的贫乏与苍白。

　　值得庆幸的是，冰冷、客观的搜索结果依旧带给我们些许温暖：无论是中国网民还是外国网民，都非常希望得知，什么是爱，以及如何去接吻。普天下的民众依然渴望去爱，以及被爱。这样很好。

又到年终盘点的时候了。在表面喧嚣闹腾的2007年，什麽是最大的新闻？同事中很多人的回答是陜西华南虎。那个事件的新闻效应是无可置疑的，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并试图挖掘背後的不正当利益勾结。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到了另一个几乎昙花一现的新闻，那就是碧桂园涉嫌“零地价拿地”，乃是赤裸裸的利益关联。从新闻价值上说，首富、秘密协议、官商勾结、房价，哪一样都值得深耕细作。遗憾的是，《南方周末》发表调查之後，媒体并没有像华南虎事件那样蜂拥而上。与其说是媒体的谨慎，不如说是对于钱权的畏惧。

媒体怕什麽呢？首先是广告的得失。房地产广告是媒体收入的重要来源，所占份额不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揭其短的新闻本来就十分自律。有人认为媒体加入了房地产商和政府的合唱，一起抬高了房价，并非没有道理。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负面新闻之後，碧桂园都能迅速在媒体发布“通稿”，自我歌功颂德。广州本地几家主流媒体，不顾新闻竞争的禁忌，几乎全文照发，甚至从头版开始。且不论“通稿”内容的真假，仅是这种形式已经令人瞋目，只有“十七大”这样的大事面前才能见到。

金钱并不能搞定所有的媒体，但是最终所有的媒体都失声哑然。这背後发生了什麽？碧桂园做了什麽手脚？杨国强先生应该明白，这是比“零地价”更加无耻的事情。尽管这样可以使他从2007年的新闻盘点名单中悄然隐身，但是他无法更改此举巩固了他和他的公司跻身本年度最大新闻行列的事实。他应该知道，历史上一些真正重大的事情，都处于沉默的状态。

不管张家界政府和碧桂园公司如何辩解，“零地价拿地”都是一个扭曲的行为，是对国家“招拍挂”制度的嘲讽，也是对民众知情权的戏弄。道理再简单不过：“招拍挂”的原则就是公平公开，如果没有媒体揭露，那几份秘密协议会自动公开曝光吗？至于“零地价”，倒不一定是准确的用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碧桂园要实现低地价、高房价，一定得付出成本，这些成本付到哪里去了？是否必须选择这样付出成本？这本来是一个应该展开的好案例，以此来呈现中国房地产背後的秘密。在被禁声之後，民众只能继续猜测。猜测难免会放大，把一些本来不存在的幕後秘闻、本来不该有的“仇官”、“仇富”情绪加到了官员和富人身上。但是想想压制言论的勾当，我只能说，你们都是活该。

有人认为杨国强先生是房地产商中人品较好的人，至少从张家界这个项目看，他积极地支付了当地农民的征地赔款，也还没有听说他干了找黑社会砍小区维权居民的手那样的恶行。这种低标准要求，真是中国人的悲哀。这麽多年来，政府、学界和媒体一直努力把商人树为英雄。一夜暴富的首富，更是英雄中的英雄。普通民众企图从英雄身上寻找道德示范，这并不是什麽过分的要求。新的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大王斯利姆因为垄断被本国媒体称成为“耻辱”，我不敢这样说中国的首富，但至少可以认为“零地价”风波让民众本来不高的道德期望再一次落空。

我想用下面的例子来解释这种落空的社会原因：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比尔・盖茨也没有打算给孩子留多少遗产。他们的大部分钱财都将归于社会，用于慈善。杨惠妍小姐却绝对因为投对了娘胎，就在26岁成为中国首富。恐怕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不会认为这有什麽问题，因为最大的公平是创造财富的社会制度的公平。排除文化传统的因素，我猜想，如果杨国强先生深知自己的财富积累必须面对一些扭曲的制度，必须做一些官商勾结的手脚，那麽他不想让女儿也经历这些，而宁愿让她坐享其成，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逻辑。

有学者呼吁把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那样就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人的权钱勾结。但是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这可能是一个馊主意。在税制改革之後，在全国人大没有真正发挥财政监督审查的作用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权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地方政府不能和房地产商勾结搞钱，那只好制造更多的华南虎项目来向中央套钱。真正的出路在于让地方人大行使真正的权力，让媒体发出更多的声音。（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